如何打造博物馆教育体系以提升常设展览的教育效果？

导语：展览作为科技博物馆的主体主业，在教育功能的发挥中起着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科技博物馆长期以来“重展轻教”、“有展无教”。虽然常设展览的教育效果主要取决于展览本身的质量和水平，但与观众的参观目的、学习能力以及科技博物馆提供的教育活动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针对科技博物馆，本文提出构建“基于常设展览的教育体系”以提升现有展览教育效果的意见，并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为例，结合2015年的观众调查，介绍其教育体系的特点和思路及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惑。希冀我国科技博物馆重新审视这一被忽视的领域，加强常设展览的教育活动研发，促进常设展览教育效果的有效发挥。

科技博物馆常展教育效果现状及原因

1国外科技博物馆常设展览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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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贝尔等认为在经过设计的场景中的学习活动通常是偶发的，而不是连续的，科技博物馆中有丰富的导览，却很少或根本没有工作人员的直接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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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斯索里认为对于学习者个体和群体来说在经过设计的场所中取得怎样的学习结果取决于他们自身。

的确，在欧美的科技博物馆中，无论是以互动展品为主的场馆，还是以静态陈列为主的场馆都很少看到现场有工作人员，观众的参观往往是独立的、自我导览式的。

2我国科技博物馆常设展览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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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了充足的工作人员进行现场管理和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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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各种原因导致现场基本没有工作人员。

3如何衡量展览是否成功？

国内外学者都普遍认同:观众的参观学习效果是评价展览成功与否的主要考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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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标准

郑念、廖红将科普展览的科普效果分为学习效果、启示效果、吸引效果和社会(影响)效果，提出了包括教育效果(功能指标)、吸引力(管理指标)、社会影响(影响指标)在内的科技馆展览效果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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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标准

美国学者贝弗利·希瑞尔对“好”或“成功”展览的定义标准为:

·观众在场馆内的移动速度低于27 ㎡/min;

·有效观众的比例达51%，即观众参与展品互动情况;

·观众能正确引用或清晰回忆展示要素或物件中的特殊事实、想法、态度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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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博物馆对国外标准的实践

国内采用贝弗利·希瑞尔的方法检验展览效果的案例非常少，仅有的几项研究表明，目前国内原创甚至国外引进展览的效果均未达到该标准。

如倪杰对上海科技馆引进的法国“深海奇珍”展览的调查显示，观众的移动速度为66.7 ㎡/min，有效观众的比例不足10.8%，而这个展览在国外反响很好，专业人士的评价也非常高，显然社会文化的差异可能导致了观展效果的差异。

韩丹宁对湖北省黄石市科学技术馆“力与机械”展览的观众调查显示，观众的平均停留时间仅为2 min，很少有观众参观超过20%的展品。

如按贝弗利·希瑞尔的标准，上述两个展览的吸引力显然不足以激发或满足观众的学习需求。当然，这一标准是否完全适用于国内的科技博物馆还有待讨论。

4开如何实现展览的教育效果？

从展览内容看

展览教育效果指数的表现受展览“好坏”的影响。

严建强认为一个好的展览既要观众叫座，又要专家叫好，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提炼中肯而有特色的主题、建立一级传播目的结构书、建立框架选择展览的故事线、寻找恰当的展品与展示手段、撰写生动准确通俗易懂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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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观众的角度来看，常设展览首先要能提供丰富的主题选择，科技博物馆观众的多元化导致其兴趣、关注点均不同，需要富有层次、广度和深度的展览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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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内容组织方式可以是线性的、系统的，同时也鼓励碎片化、多角度，便于观众在兴趣被激发后从任意点进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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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观众的学习方式是有差异的，展览要尽量提供多样式、综合性的展示手段，提供适合目标人群的空间和尺度。由于观众的年龄不同，客观存在的生理、认知差异，会带来极大的行为区别，如儿童的参观路线往往是无序的，而成人参观路线则相对比较线性、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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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互动展品的友好性和可靠性是影响观众参观兴趣与时间长度的重要因子。

从观众研究看

展览教育效果与观众的参观目的、 学习习惯有密切关系。

科技博物馆的观众各式各样，常见分类方式：

·依据年龄：幼儿园、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青年人、   中年人、老年人；

·依据相互关系：家庭、朋友、学生团体、专业团队、个人；

·依据参观动机：探索者、协助者、体验者、爱好者、朝拜者；

·参与渠道：实体场馆观众、巡展观众、馆外活动受众、网上博物馆虚拟  观众等。

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观众调查显示：

·70%的观众是第一次参观本馆，说明潜在市场很大;

·70%的观众在过去一年中曾经参观过其他科技博物馆，说明公众开始形成参观博物馆的习惯;

·70%的观众是家庭观众，60%的观众是女性，50%的观众是40岁以下人群，提醒我们注意把握主要参观者的需求和习惯。

针对参观目的的调查显示:

·超过55%的观众是来“开阔眼界”的；

·超过40%的观众是来“教育孩子”的；

·约   30%的观众是来“游玩”的。

可见，观众的参观目的非常多元，科技博物馆的休闲功能日益凸显，然而这并未削弱“教育”作为科普场馆核心功能的地位，而是迫使教育转换表达方式，变得隐性、具有深度和潜移默化，对科技博物馆来说，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机遇——科技博物馆受到如此多公众的青睐，使得在场馆的“学习行为发生”成为可能；

挑战——科技博物馆一定要革新教育模式，使之有别于其他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机构，同时增加“休闲”功能之外的内涵，使其富有“学习”意义。

综上，科技博物馆必须重视提升展览的质量水平，研发符合观众需求的展览。但是由于常设展览不易改变且更新周期较长，对致力于以“教育”为核心功能的科技博物馆来说，构建一个有效促进学习发生和效果实现的教育体系，通过针对性的教育活动和参观服务来提升常设展览的教育效果，是科技博物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当前我国科技博物馆教育的重点及策略

种种迹象表明，国内多数科技博物馆的教育工作，无论是教育项目的开展，还是人力资源的布局，都忽视了常设展览教育功能的发挥。

1教育项目的设置

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青少年科技中心等主办的2014年第二届科技场馆科学教育项目评审为例，设定的项目类型包括专题参观导览、动手做活动/主题科学工作坊、互动式科学培训(面向学生或者教师)、科学交流活动(沙龙、论坛)、科学俱乐部/兴趣小组、科学演示/表演/科普剧、科学实践活动、参与体验式科学教育培训(针对教师)、科学比赛/挑战赛、科学考察/夏令营、学校教育资源开发等11种类型。

其中，仅“专题参观导览”项目与常设展览直接相关，其他项目类型与常设展览密切度不大。虽然，中国科技馆、上海科技馆、广东科学中心、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均有“学习单”、“工作纸”等基于常设展览的学习资源及参观辅导、讲解导览等教育服务，但是还未形成体系，效果和作用有待观察。

2部门设置和岗位配置

国内科技博物馆的教育人员主要分为两大类：

·在常设展区现场负责运行开放，在自然博物馆称为讲解员，在科技馆称为辅导员;

·不在展区现场工作，负责教育项目的研发与实施。如中国科学技术馆展览教育中心设有独立的展览辅导部和实验活动部，广东科学中心设有运行管理部和科普教育部，其他馆则多设宣教部，大部分员工为外包。

然而，常设展区的现场运行人员能力和素质较弱，流动性较大，主要原因是受限于编制。展区讲解、展品演示工作大多由企业编制的员工负责，基本没有持续的研发能力，处于维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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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门场馆，由于国内观众人数较多、文明程度参差不齐，加之展品质量相对较差，致使安全压力较大，迫使现场运行人员的精力主要放在维持秩序和确保平稳运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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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观众较少的场馆，则可能会将工作重心放在短期、有亮点、能聚集人气、可收费的项目上。 

在这种情况下，常设展览教育效果的发挥几无可能，而且随着展品老化和设施损耗，现有展览的投人产出效益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3国外科技博物馆的启示

总体上，国外科技博物馆常设展览的教育效果高于国内。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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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本身的设计富有教育意义，展品质量较高，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可以独立进行探索和体验的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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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员虽然鲜有出现在场馆现场，但教育体系较为完善，有一系列针对家长、教师、青少年等各类人群的完整教育项目。如:学习单在国外正以各种面貌提供着多元的教育协助与学习服务,史密森博物学院为家庭、学校、幼童制定了详细的参观前、中、后指导手册，为他们提供辅助参观的方法和帮助；旧金山探索馆与学校教师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开发系列参观指南；各大博物馆为学校的团队参观制定周密计划，安排受过良好培训的志愿者、实习生或员工承担现场的分组讲解导览和学习辅导。

上海自然博物馆教育工作的探索

1基于常设展览的教育体系构建

上海自然博物馆作为上海科技馆的分馆，正在尝试构建全方位的教育体系，包括“基于常设展览的教育体系、拓展性教育项目、网上博物馆”三个方面，并希望以“观众研究和学习效果评量”作为各项工作评估和决策的基础。为此，它与场馆建设同步，规划空间、开发载体、策划教育活动，并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教育部门组织架构。关于常设展览教育体系的构建，主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部署:

空间和载体的设计

❶现场教育活动：

一方面在各个常设展区设置教育活动点，依托展区已有的展示资源，以主题讲解、移动式教学小车、情景式对话或实验、演示及表演的形式，对相应的展览内容进行延伸、拓展。另一方面设置专供教育活动的“探索中心”，规划化石挖掘区、儿童体验区、主题教室、实验教室、研究室等区域，观众可自由选择并预约活动项目，领取资料包(含标本、模型、材料、工具、活动说明书等)，独立或在博物馆教育人员的组织指导下开展学习活动。

❷网上博物馆系统：

包括网站、APP和微信三大应用模块。通过基于位置感知的Wi-Fi定位，融合增强现实、交互体验等高新技术介绍标本背后的故事，向公众提供实时智能导览和教育服务。学习模块包括:语音导览、电子学习单、寻宝游戏、互动社区、馆藏精品、虚拟浏览等;服务模块包括:参观路线、活动预约、网上售票、实时客流等。系统支持PC、手机、Pad等多终端访问，结合用户UGC模式和专家PGC模式，实现在线资源的自生长。

课程和资源的建设

❶研究博物馆展示资源与学校课程的关联：

根据各阶段学生的特点，开发具有自然博物馆特色的模块化、分层式的拓展型、研究型课程资源，包括幼儿园、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阶段的讲解导览、探究活动、学习单，并分为教师手册和学生手册两个部分。根据学校需求，在场馆内提供定制和个性化服务。

❷充分挖掘自然博物馆的馆藏资源：

开发面向学生团体和个人的探究型活动资源包，这类项目可以在场馆内实施，也可以走出场馆，并衍生开发科普创意产品，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目前，上海自然博物馆已经推出了56种团体活动资源包和11种个人自助活动资源包。这些活动以问题为导向，采用观察记录、动手实验、主题演示、角色扮演等互动方式，力求从知识、技能、态度和行为等方面培养学生的兴趣，了解自然万物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学生科学研究的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项目和平台的搭建

❶公众教育活动的设计开发：

这些项目以自然爱好者、亲子家庭、年轻人为主要目标群体，通过夏令营、博物馆之夜、户外考察以及博物馆之友等活动提供深度了解展览的机会。

❷馆校合作项目的：

面向教师的项目，包括开发基于常设展览的教师培训教材;组织教师工作坊，建立教师研习会，定期研讨科技博物馆学习的特点及基于场馆的探究性学习活动的实施策略;开发基于常设展览的中小学校本课程，从而促进教师带领学生有目的地走进科技博物馆。

而面向学生的项目，除了关注科学知识的习得效果，更应重视青少年科学兴趣、研究能力和社会责任的培养，如青少年科学诊释者项目、实习研究员项目等。

2探索教育工作的特点与思路

教育是最终目标，展示是传播载体，研究是学术支撑，收藏是物质基础，即所有的工作均围绕“教育”展开。

展示体系和教育体系的融合

上海自然博物馆从展览规划建设起，就同步考虑教育功能的设计和开发，预留相应的功能区域，配置相应的硬件设施，以支撑教育项目的开展。

教育课程和场馆功能的融合

空间和设备、设施仅仅是硬件和前提条件，更重要的是软件，即教育课程的开发。每个场馆的资源都是独一无二的，故上海自然博物馆的教育课程也始终坚持原创；

同时，围绕博物馆的四大核心功能“收藏、研究、展示、教育”来开发，努力构建基于标本的、基于研究的和基于展览的课程体系，以此保有并凸显场馆教育的特点。

实体场馆和虚拟场馆的融合

这是“互联网+”时代博物科学传播的必然趋势。未来五年内移动应用、增强现实、开放内容、定位服务等技术将在博物馆普及，上海自然博物馆的建设正逢这股大潮，这些新技术大都有实际应用，力求打造在线的“内容频道”，为观众参观提供便捷的“服务频道”。

场馆教育和参观体验的融合

从以“场馆”为核心向以“观众”为核心进行转化，由“教育”转向“学习”，并融“教育”于“体验”。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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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分目标人群，根据观众群体需求和特征实施分类化教育项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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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育活动的计划性，提前告知观众保证其有充足的时间准备，也为项目的更广泛发动和宣传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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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观众参观前、中、后的需求，将教育活动也设计成前、中、后的模式，鼓励更系统有效的学习，延长深化观众的体验。

3开展教育工作的问题与困惑

开馆10个多月，上海自然博物馆接待观众超过240万人次。在常设展厅内开展各类教育活动8 000多场18.3万多人次、各类讲解导览8 000多场13.9万人次，占参观总人次的13.4%。在此期间，我们发现了存在的许多问题与困惑。

设计者预设目标和学习者实际习得之间的落差

调查显示，上海自然博物馆“缤纷生命”展区“千姿百态”主题区的观众移动速度为41.02㎡/min，有效观众达78%。这说明，展览引发了观众的好奇，但是因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必要的辅助，观众尚不能有效地理解展览。

学校主观意愿及实际参观之间的落差

调查显示，学生团体的参观时间、在展品前的停留次数最少，走马观花、嬉戏打闹的现象较为普遍。开馆以来，该馆接待了众多教师及教育领域的专家，均对展览和课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真正主动带领学生前来参观的公立学校并不多。学生和教师大多缺乏到场馆“学习”的动力或在现场“有效学习”的能力，所以该馆正在尝试向学生团体主动推荐定制课程和参观方案，通过教师培训和共同研发课程，提升教师利用场馆资源开展教学的能力。 

如何评价观众的学习效果？

坚守场馆学习认知性、价值性和自愿性的特点，通过分析观众在展览现场的行为，并持续跟踪观众的后续表现，以“是否可以使用更多的科学表述、参观后是否比参观前产生了更多的问题、是否能够改变他们日常生活中与科学有关的行为”等作为对展览教育效果评估的重要依据，并在过程中尝试找到一种具有我国科技博物馆特色的学习效果评估方法和指标。

如何捕获个体观众的经验，促进学习行为的发生

每一位参观者都有其唯一性，各人的知识背景、兴趣爱好、参观目均不同。因此该馆开始针对我国科技博物馆观众需求和学习模式进行调查，试图寻找普遍的特征规律和方法，从而提升各类教育项目的有效性。

如何为群体观众中的学习辅助者提供帮助？

家长和教师担任着学习辅助者的角色，对孩子的参观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学识、方法的限制，他们大多不能胜任。故需要了解家长和教师的真正需求，设计开发有针对性的教育项目帮助他们提升能力。

结语：常设展览是博物馆所特有的资源，脱离展览谈教育效果的发挥，就丧失了其立足的优势。目前，国内科技博物馆常设展览的教育效果尚有待提升，深入的研究和实证还非常欠缺，希望全国同行一起行动，共同构建常设展览教育体系，探寻教育项目的研发规律，采用科学方法对常设展览的教育效果进行评估，这是评价和检验科技博物馆是否践行使命、是否具有责任担当的重要指标。

本文已获得《科学教育与博物馆》杂志授权，改编自《构建科技博物馆的教育体系，提升常设展览的教育效果——以上海自然博物馆为例》，原文刊载于《科学教育与博物馆》杂志2016年第2期。作者：顾洁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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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育与博物馆》(Science Education and Museums)是一本具有全球视野、国内外公开发行((ISSN 2096-0115)/(CN31-2111/N))的学术性双月刊,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管,上海科技馆主办,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支持,上海《科学教育与博物馆》杂志社编辑出版。本刊着力反映高等院校、自然科学博物馆行业有关科学教育、科学文化与传播以及博物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旨在加强自然科学博物馆运营管理、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公众服务等方面的业务水平，提升我国自然科学博物馆人才队伍的专业素养及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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